1960，苏联单方面停止中苏两国联合攀登珠峰的行动
（《福建党史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藏族)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的攀登，克服不计其数、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终于安全登上海拔8848米的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顶峰。至此，中国人在世界登山史上首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但是，在这一重大事件的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两国间的体育交流自然也十分频繁。苏联“老大哥”一般要搞什么大的体育运动活动都通报中国方面，并热情邀请中国派人参观或者参加。
新中国建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备受重视与关怀下，贺龙领导我国体育事业加快了全面发展的步伐。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贺龙选定登山、乒乓球和羽毛球作为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突破口。在国家暂时没有条件成立登山运动队、集中搞登山运动训练的情况下，贺龙等国家体委领导抓登山运动的方针是：先在全国物色有登山运动专长的人，由政府给予支持，使他们能够坚持发展这项运动，并且扩大参加登山运动的队伍。
那么，中国登山运动是怎样汇聚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而生逢其时出人意料奇迹般很快诞生的呢？1955年，苏联登山运动员要攀登苏联境内的扎埃莱山的海拔6773米的团结峰和6780米的十月峰。苏联方面向中国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征询中国方面的意见可否派运动员参加。
贺龙指示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商量后，决定由尚未组建成队的登山运动员许竞、师秀、杨德源、周正组成临时登山运动队，到苏联去攀登扎埃莱山。这4名运动员有着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他们顽强拼搏、努力奋斗，竟然同苏联运动员一起登上了团结峰和十月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支临时登山队，刚刚成立就创造了这样好的成绩，为国争了光，也创造了中国登山运动史上第一个登高纪录。苏联登山运动员对中国运动员取得这样的成绩，既惊讶又佩服。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中国人就是要勇攀高峰。”
于是，国家体委开始酝酿成立正式的国家登山运动队。1956年3月，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了新中国第一支正式组建的35人的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当时对第一支登山队实行的是“双重领导”，在业务上归国家体委管，在建制上归全国总工会管。这支登山队虽然刚刚组建，但大家都斗志昂扬、意气奋发。
地球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9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1956年以前还是空白。从1956年到1958年，这支年轻的登山队先后征服了秦岭山脉主峰太白山峰、苏联境内高加索山脉的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慕士塔格峰、公格尔九别峰、贡嘎山、镜铁山主峰、“七一”冰川主峰、祁连山脉主峰疏勒山、“列宁峰”和“莫斯科北京峰”，其中最高的公格尔九别峰为7595米。这标志着中国的登山运动开始良好起步。
苏联方面也有大国主义倾向，他们总想抢在中国人之前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为了发展登山运动，更虑及这个运动是一项特殊的运动，在管理上要更加严密一些，按照贺龙的指示，国家体委专门成立了一个登山处，负责规划和指导登山运动的开展。
登山处成立后，贺龙确定了登山运动的新目标，第一个提出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任务。他把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调到国家体委任副主任，并且当面向韩复东交代了近期体育工作的三项具体任务：一是要在1960年5月登上珠穆朗玛峰；二是同年在河内举行的中、朝、越、蒙足球锦标赛上要拿冠军；三是要在1961年第26届乒乓球锦标赛上搞得像个样子。
那么，贺龙缘何要在中国登山运动起步阶段就把攀登珠峰作为国家体委的第一位任务呢？这里面是有他深思熟虑的原因的。
本来，在中国的登山运动刚刚开始时，苏联方面对中国的登山运动给予了很大支持。他们在物资上给予援助，在技术上也热心指导，在赛事上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但是，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苏联举办的登山运动时，就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联合攀登珠蜂的设想。当时，全国总工会没有回复苏联。1956年中苏两国运动员联合登上慕士塔格峰之后，面对地球上还未曾有人登上去过的珠穆朗玛峰，苏联再次向中国方面提出这个设想，中国方面也没有回复。1957年9月，苏联100名功勋运动员联名写信给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并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两国联合组队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于1959年向珠穆朗玛峰挑战，在1959年3月至6月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物资主要由苏联提供，运动员也以苏方运动员为主，中国运动员跟随苏联运动员攀登。贺龙支持这一倡议，在原则上赞成中苏两国组成联合登山队。然而，贺龙认为，攀登中国境内的珠峰，中国运动员要起到主要作用，不能跟在苏联运动员后面。
1958年春，国家体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成立登山协会，就中苏联合攀登珠峰问题而有组织有步骤地准备好由以中国人为主攀登珠峰的工作报告。4月5日，中央批复同意了这份报告。4月8日，中国登山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贺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贺龙说：“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要给每座山峰作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足见贺龙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不仅眼光高远，而且考虑问题是多么全面！他不仅把攀登珠峰看作一项体育运动，也不仅把它与国家荣誉联系起来，而且把它与国家地质、气象等科学考察联系起来。他一直认为，以中国人为主攀登珠峰，与国家今后的发展和建设有重要关系。中国人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还要肩负对中国西藏地区地质、气象等进行全面考察的职责。
1958年7月下旬，中苏双方就合作攀登珠峰进行磋商，确定了实施计划，达成了协议。贺龙让黄中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作了详细汇报，随即成立了登山指挥部。当时主管中国体育的贺龙副总理亲任总指挥，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第二书记谭冠三任副总指挥。与此同时，中国组织了登山集训队，首先在香山开始了训练。1958年8月，中国登山队奔赴苏联训练。9月7日，中苏各17名队员登上了7134米高的苏联列宁峰。1958年底，中苏协议付诸实施，双方联合组成侦察组，对珠穆朗玛峰进行了侦察。侦察高度最高达6500米。
针对苏联突然变卦，贺龙说：“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
按照计划，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依据协议，苏方负责提供器材装备，中方则调集大量人力，负责修通从日喀则到珠穆朗玛峰脚下绒布寺的300公里公路。万事俱备，只待发兵。
中国方面在组织联合攀登珠峰上，态度一直是积极的。苏联方面则误解了中国方面的积极性，以为中国没有能力独立攀登珠峰，处处要依靠苏联。因此，他们仍然希望以他们为主从北坡攀登珠峰。
1958年7月，苏方代表吉诺夫来北京，专门来与中方商谈联合攀登珠峰。贺龙决定，由黄中代表中方与他会谈。7月21至26日，中苏双方代表就联合攀登珠峰交换了意见。双方在交换意见中自然会有分歧，好在那时中苏关系还算友好，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会谈决定：以中国登山运动员为主攀登珠峰，但苏联运动员也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后勤保障方面，苏联同意由他们提供主要物资。
会谈之后，黄中到北戴河向贺龙作了汇报。贺龙听后，觉得这样也好。只要由中国运动员为主攀登珠峰就行，其他方面都不重要，可以让一点。贺龙把黄中留在北戴河，抽时间拉着他专门向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汇报。周恩来、邓小平、贺龙、陈毅一起听了黄中的汇报后，就此事做了商议。他们议定：一定要由中国人为主攀登珠峰，但既然是联合攀登，也要发挥苏联方面的作用，为他们攀登创造条件。中方运动员在攀登中要向苏联老运动员学习，在许多技术方向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攀登珠峰成功，珠峰即命名为“友谊峰”；保障工作由西藏军区负责；珠峰地区航测任务由中方担任。
可是，当时中国空军飞机还不能完成航测任务。为此，贺龙提出由中国向苏联方面购买航测飞机的意见。他向周恩来谈了这个意见后，周恩来十分赞成。于是，由周恩来出面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向苏联购买两架AH型飞机。赫鲁晓夫同意了。但苏联方面在交飞机时，考虑较多，能拖就拖。由于这种原因，航测工作未能完成。
为了争这口气，贺龙召开会议研究，定下了这样几条：一、组织登山指挥部，由贺龙亲自任登山总指挥,黄中、谭冠三、张经武任副总指挥。二、要求西藏军区配合，运用组织力量，大力协调好攀登珠峰的工作。三、修筑登山公路，既为登山做准备，也为西藏交通打基础。四、由于此前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有关于联合攀登珠峰的协议，还继续邀请苏联方面参加。他们只能是配角，要以中国方面为主。苏联方面来不来，是他们的事。
1959年底，西藏叛乱平息后，贺龙决定，加紧准备于1960年春季攀登珠峰。国家体委及时主动通知苏方，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可以于1960年3月进行，邀请苏方代表来华具体商讨1960年共同登山事宜。苏方于1959年11月底才派了两名代表到中国协商，并去兰州视察了准备事宜。但在他们称赞了中国的准备工作后，却莫明其妙地提出要将联合攀登珠峰的时间推迟到1960年以后再说。可是并没有说明这么做的充分理由。只是敷衍了事地说苏方准备攀登珠峰的队伍已经解散了，不能与中国联合攀登珠峰了。
就这样，像当时大背景下经济建设项目等许许多多其他合作一样，登山合作协议也被苏联单方面突然无情撕毁。已经拉到兰州的器材全部撤回。这项登山活动顿时陷于瘫痪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开始考虑由中国人自己独立攀登珠峰。贺龙将国家体委关于中国单独攀登珠峰的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后来，他又约邓小平一起去见周恩来，具体陈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邓小平说：“要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要是不登，让外国登上去，就会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周恩来同意了中国队单独登山的计划。
贺龙对攀登珠峰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为了加强对从北坡攀登珠峰的领导，因此，他决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去西藏担任第一线指挥员。韩复东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西藏组织登山队。韩复东去西藏之前的1960年2月某一天，贺龙特意找他长谈了一次。贺龙对韩复东说：“珠峰一定要登上去，我们不光是为登高，还要进行科学考察。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我们呢，既要蔑视困难，又要重视困难。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有这个劲头。”“登山队应该有部队的战斗作风。你是打过仗的人嘛，所以派你去。后方的事有黄中。前方就委托给你。你的位置，应该在距离登山队最近的地方。要在前方好好组织，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到。”
与此同时，很快中国登山队决心独自征服珠峰的报告打到了刘少奇主席桌上。立即就得到了批复。有了关于登山装备物资的这份批复，随之而来的行动贺龙也都十分周到地考虑到了。贺龙要求：“我们要买好的，要保证我们的队员登山安全。”当时，瑞士的装备是最先进的，贺龙决定就从瑞士采购。经贺龙的批准，拿到70万美金专用资金的史占春带着翻译周正火速飞往瑞士采购登山器材。同时，全国各地支援的各种物资也在向登山队汇集。
贺龙审阅了登山队拟定的登山方案，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周恩来还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帮助购置、调拨登山所需物资。有些必用的登山器材国内没有生产，他就亲自写信让有关部门通知我驻外使馆从国外购置，紧急托运，从而保证首登珠峰的成功。
贺龙深知地方政府支持的重要性。他专门给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负责人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合力支持中国登山运动员从北坡攀登珠峰。1960年3月10日下午，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3位将军在拉萨接见了全体登山运动员，表示全力作运动员的后盾。
至此，方方面面都基本准备就序后，贺龙对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说：“各方面都下了保证，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登顶就是你们的事了。一定要登上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珠峰拿下来。”于是，1960年向珠峰艰苦卓绝的大进军即将被这些憋足了一口气的中国勇士拉开序幕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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