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Gerwalt Pichler：登山能赋予我更多的活力
华夏时报 胡钰 北京报道今年，年近80岁的Gerwalt Pichler走进西藏，参与了陈坤“行走的力量”活动。近两年，登山、行走、攀岩等各式户外运动成为了中国名流们的新宠，Pichler则是他们的偶像。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知名企业家是全球登山界的元老级人物，在许多企业同行看来，他的登山生活和充满了登山风格的企业管理思维都像是一个传奇。近日，Pichler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从4岁登到80岁
《华夏时报》：年近80岁还在户外运动的第一线，这在全世界都很少见。你怎么看待户外运动与自己的关系？
Gerwalt Pichler：很多人不相信，我只有4岁的时候就开始滑雪了，后来我的孩子们也是这样。当时二战刚刚结束，户外器械很简陋，滑雪时，为了从斜坡上滑下来，我只能徒步上山，所以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登山了。到15岁时我骑着一辆自行车正式开始了登山生涯，骑到哪座山下，就爬哪座山。登山时你不仅能在自然环境中享受生活，还会遇到许多有趣的人和文化，登山能赋予我更多的活力和创意。后来我陆续攀登了各大洲的最高峰，但就是没有珠穆朗玛峰。因为当时我的预算有限，攀登世界最高峰需要办很昂贵的许可证。于是，我的第一次远征就是开着旧大众巴士从家乡格拉茨出发，途经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抵达阿富汗喀布尔，在那里开始攀登喜马拉雅山。当时，我克服了许多困难，载着满车的登山探险设备跨越国境。这可以说是一段非凡的经历，锻炼了我的协调能力，为我日后创立诺诗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是个狂热的户外分子，现在年龄已经不允许我再攀登大山，但我正在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这个梦想。我很早就获得了飞行员执照，也很早就开始航海旅行，我的第一艘船就是在自家花园里自己亲手制造的。这几年我开始了一项新的运动，开着自己的飞机，去欧洲各地的群山间遨游，换一个角度去看山、去看海。我用这种方式回归到大山和海洋中。
《华夏时报》：登山甚至改变了你的职业生涯？
Gerwalt Pichler：我快到40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人生的大错误。当时我已经做到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但其实那是一种很不利于健康的工作方式，我还因此远离了自己的最爱。所以，我辞去了一家跨国公司的CEO职位。当然，1973年的一次登山经历最终促使我改变。当时我和队友们攀登北美洲第一高峰麦金利峰，但是简陋的户外装备却让我们历尽艰难。听着大家的抱怨，我心里非常难受，但这些装备已经是我们所能买到的最好产品了。显然，这已经不是花钱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从麦金利峰下来后，我开始自己研发更先进的户外装备，并创立了诺诗兰，这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华夏时报》：户外探险，时刻会面临生存考验，你怎么看待“生命”这个哲学命题？
Gerwalt Pichler：我37岁那年登上了海拔6962米的南美洲第一高峰阿空加瓜峰。在下山途中，我们在山坳间遇到了两具遇难登山者的遗体。我对同伴们说，我们应该把他们带上，他们的家人一定在期待着有人把他们带下山。谁都知道，这样做有很大的难度和危险，但面对逝去的生命，我们都应该有一种悲悯与尊重。在那之后，我脑海中总是闪现那两名登山者的遗体，登山不应该变成冒险，这也催促我不断思考该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登山者的安全问题。
金钱只是一个数字
《华夏时报》：登山运动对于你的管理思维有什么重大影响？
Gerwalt Pichler：我最初创业时，与许多新生企业一样，资金是最困难的事情。但当你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喜欢自由，不愿成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奴隶的时候，就有不同的选择了。我的处世哲学是从不向银行或金融机构贷一分钱来促进我的业务。我投资的所有利润，都又回到了我的公司，用自己的利润快速增长。对于商务人士来说，这是非常伟大的决策。这是很多人都很难做到的，他们往往是大量向银行贷款，不断地扩大规模，最终崩溃。对我来说，这种方式永远永远不可能。我创立的诺诗兰品牌已经发展了40年，但我觉得我不是商人，我其实是一个登山家，我跟着我的感觉脚踏实地，稳定地成长和壮大。我希望每晚能睡个好觉，早晨安然醒来，再次入睡。虽然我有金钱，但是金钱不能说明什么，最重要的是成功。成功的人生让一切变得不同。钱没有太大意义，它仅仅是个数字。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就不需要更多；即便你有更多的钱，也不会让你感觉到一点点的幸运。
《华夏时报》：登山与做企业，在精神特质上有什么关联？
Gerwalt Pichler：虽然一直经商，但我不能告诉你成为亿万富翁的秘密，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在竞争中顾虑太多或让自己太关注其他的人在做什么。如果你有一个想法，相信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要指望天上掉馅饼，它需要耐力、激情和纪律，这些特质也正是你登山时所需的。
《华夏时报》：近两年中国人对于户外运动的热情迅速升温，你怎么看这个新趋势？
Gerwalt Pichler：中国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数量增长非常快。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当时二战之后，人们努力工作、重建欧洲，并四处寻找一种新的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体验和冒险。今年8月，我去西藏参加了陈坤的“行走的力量”，看到很多中国年轻人是非常专业的，这让我非常吃惊。比如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从四川骑自行车2500多公里到西藏，还有一些女孩子背着很重的背包在行走。现代社会除了工作和学习的成功，需要一个价值体系，找回我们的自然根源，找到回归自然的感觉。大自然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探索它、尊重它和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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