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纳尔14座纪实（一）--南迦帕尔巴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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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迦帕尔巴特峰-无需掩饰的山峰（专供《户外探险》）

首登：1953年    高度：8125米/26660英尺
地理位置：盆加布喜马拉雅（Punjab Himalaya）
          北纬 35.14度，东经74.35度

       1895年，在对山峰的茹帕侧面（Rupal Flank）进行勘探过后，英国登山者A.F.穆姆么瑞到达了迪阿米尔侧（Diamir side）6000米处。但之后，他与两名背夫在尝试攀爬绕克依克特山谷（Rakhiot Valley）时失踪.
       1932年，一支德国和美国的联合探险队在W.梅尔科勒的带领下来到了山峰的北面。他们攀登到绕克依克特顶部（Rakhiot Peak），并上至东脊。但由于缺少喜马拉雅地区的攀爬经验，他们最终撤退。
       1934年，五名德国登山者和十一名夏尔巴协作在W.梅尔科勒的再次带领下，在1932年勘察的线路上行进至银色平原（The Silver Plateau）。P.艾斯沉布润奈尔和E.斯持讷奈德尔攀登到7800米的高度。参与探险的科学家绘制了山峰的地图。U.威尔兰德，W.维勒泽般持和W.梅尔科勒与六名夏尔巴协作在一次暴风中遇难。而A.德瑞科塞勒早在之前就已经遇险。
       1937年，K．维恩带领另外一支德国队再次对山峰进行尝试攀爬。由于4号营地被雪崩掩埋，所有七名萨希布人和九名高山背夫失去生命。同年，P.保弩尔也组织了一次登山活动。
       1938年，P.保弩尔带领了一支强健的队伍向山峰的北面进发。
       1939年，由P.奥夫斯科奈特尔带领的一支勘察探险队分别尝试攀登了迪阿米尔侧（Diamir side）上的两条线路。每条线路均上至6000米。
       1953年7月3日，H.布勒随德国和奥地利联合组建的纪念威利. 梅尔科勒探险队（领队K.M.赫尔林谷伏尔和P. 艾斯沉布润奈尔之前安排的队员登顶失败，布勒，W.付绕恩布尔格尔和H.伊尔特勒接受了任务，对顶峰发起冲击）首次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布勒独自攀爬至少1300米的竖直距离。伊尔特勒在拍摄记录影片。
       1962年，另一支由赫尔林谷伏尔带领的探险队第二次登顶山峰。此次的攀登线路是从迪阿米尔侧（Diamir side）开始，沿顶峰北面的右手侧攀爬。在所有的线路里，这一条是难度极大的。成功登顶的三人为：T.肯绶伏尔，A.曼纳尔德特和S.路威。但路威在下撤途中遇难。
       1970年，纪念斯恩极.路威探险队中，G.和R.梅森纳尔（6月27日），以及F.库恩和P.斯库勒兹（6月28日）通过攀茹帕侧面（Rupal Flank）登顶。梅森纳尔兄弟由于被迫从西面下撤，在不经意间实现了对山峰的首次跨越。G。梅森纳尔在西面底部被雪崩侵袭遇难。（第三次登顶）
       1971年，捷克斯洛伐克探险队在I.伽勒斐的带领下，实现了对南迦帕尔巴特峰的第四次成功攀登。这也是从北侧的第二次攀爬。
       1976年，奥地利登山者H.斯科勒组织了一支有四名队员的小型探险队。他们尝试攀爬T. 肯绶伏尔发现的茹帕面（Rupal Face）左手边上的线路。四人全部登顶。这条线路也是迄今为止此山上最容易攀登的线路。
       1978年8月9日，采用迪阿米尔面（Diamir Face）线路，R.梅森纳尔实现了在南迦帕尔巴特峰上的首次独立攀登-这也是任何八千米山峰的第一次。一支小型的奥地利探险队延用了1962年肯绶伏尔队攀登过的难度很大的线路。六名队员中有五人登顶。但在坝至恩凹处（Bazhin Basin）之上，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线路，所以难度要比1962年的攀登低。
       1982年，K.M.赫尔林谷伏尔带领一支新的12人探险队向南迦帕尔巴特峰进发。瑞士登山者U.布域勒尔首次从东南尖坡登顶南坡，而且最后一段路程是独立攀爬。
       1985年，在恶劣天气条件下，W.茹特科叶维克斯和其他四名波兰女性攀登肯绶伏尔线路登顶。

南迦帕尔巴特峰
-天堂，地狱，喜马拉雅
       直到1969年，我只是一个不顾一切的阿尔卑斯山峰攀登者。整个夏天我所做的就是攀登。我平时作为登山向导来赚取我所需要的费用。偶尔我也在学校教授一节公开课程。但其他的业余时间，我不是用来训练就是在阿尔卑斯山上一些有难度的线路。
       1968年，当一支德国探险队在南迦帕尔巴特峰的茹帕面（Rupal Face）攀登失败，却使我第一次燃烧起对攀爬这座八千米山峰的热情。而1969年，我成功完成了阿尔卑斯山峰东部难度最大的线路，位于赤瓦塔（Civetta）的著名的菲利普/弗莱姆线路（Philipp/Flamm）。我在在风暴下独自攀爬的。而且我已经自由攀爬过西面最难的线路，度维特(the Droites)的北壁。阿尔卑斯山对于我来说太小了。这真的不是我自身的傲慢：背后的原因是年轻人对于自然的好奇和一个没有经验，而且急切的青年想从很多方面挑战极限。我能走多远呢？
       回溯到1970年，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的茹帕面（Rupal Face）列在我的登山计划的第一位，但是在当时我永远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去那里。看起来，参加任何国家探险队的机会近乎为零-作为南提洛尔居民，我既不是德国人，也不算是奥地利人，更不被认为是意大利人。在1969年，我确实被一支奥提.韦德曼恩带领的北部提洛尔探险队邀请去安第斯山，但只是因为其中有人退出，而且在当时我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攀爬八千米山峰。
       而且在经济上我同样没有办法组建自己的探险队。在此时我与一家法国公司觅乐签订了我的第一个商业广告合同。他们付了一年的费用，但是这些也不足以让我进行独立探险攀登。所以，那些年，我必须做很多的工作。
       幸运的是，行业也有模式可以遵循：攀登者用广告合同的费用支持他们部分的攀登花销。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维尔特.博纳提。我参照了他的经验，在面对自己的第一份合约时，提出了对我有利的部分。而且当博纳提送给我他最终一本关于登山的书籍《美好的日子》时写到：“给瑞恩厚德.梅森纳尔，登山界黄金时代最后一位年轻的希望“，我的信心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作为一个南提洛尔人，通常不会期待获得精神上的鼓励。向博纳提这样的人学习实际的经验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登山者是非常重要的。
       喜马拉雅地区在那时对于我是一个梦想，更是一个山峰的天堂。在1969年秋季，当我从德国的南迦帕尔巴特南坡探险队的组织者，卡尔勒.M. 赫尔林谷伏尔医生，得到邀请，加入他们，我甚至都开始怀疑。这次活动被命名为纪念斯恩极.路威探险。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和我分享我初期在阿尔卑斯山攀登经历的弟弟桂恩斯尔不能同去。但之后，由于先前两名计划参加的队员，斯戴普.梅伊尔勒和彼得.哈勃勒尔退出，桂恩斯尔最终得以成为探险队的一员。
       这是一支由非常有经验的德国和奥地利登山者组成的大型探险队。整个团队在1970年的5月和6月期间用了40天左右的时间待在那里。我和桂恩斯尔在南壁山攀登，当然中间有一些间断期。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冲在前面。我们成功到达了从没有人去过的梅尔科勒裂缝（Merkl Crack）。有几次，恶劣天气和雪崩的危险迫使我们回到大本营。一次，我和桂恩斯尔在南壁中部被雪围困了一周。埃勒马尔.如阿布，维尔内尔.黑姆,格尔哈尔德.鲍尔和彼得.喔格勒尔是经常陪伴我们的队员。
       一些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次探险近乎于失败。最终经过和领队的几次长时间探讨，决定尝试最后一次所有人参与的攀爬。我，桂恩斯尔和格尔哈尔德.鲍尔重新回到了菲利克斯.库恩和彼得在7400米建立的突击营地。6月27日，从这里，我们先分开之后又汇合攀爬，我和桂恩斯尔最终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茹帕面（Rupal Face），世界上最高的冰雪混合岩壁首次被攀爬。在攀登的最后阶段，
      我和桂恩斯尔都到达了我们耐力的极限。年轻的热情使我们把事情又向前推了一步，这是我现在不会去做的。
       但我们登顶是天色已经晚了。我弟弟已经极度疲劳，而且开始显现出高山病的初期症状。我意识到他可能没有体力走太远。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带领他回到茹帕面（Rupal Face），不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责任的。还需特别说明，我们没有携带路绳。这样是没有办法保护桂恩斯尔的。甚至可以确定他在下撤的过程中，在某处遇到问题。傍晚时分，云层渐厚，我决定我们应该尽快从西面下撤至梅尔科勒深沟（the Merkl Gully）。这只是一个短期计划，我认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能回到茹帕面（Rupal Face），而且希望到那时就有其他登山者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可以帮助我们。同时，我们可能会度过一个危险漫长的夜晚。我们身处8000米的高度，而且也没有临时宿营的设备：没有羽绒服，没有氧气，同时也缺乏食物和水。这个晚上对我们是从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削弱。
       第二天清晨，我显然意识到我们的体力让我们去不了任何地方，更不可能直接下撤到山下。等待到早上10点，我必须接受彼得.斯库勒兹和菲利克斯.库恩正在向顶峰进发，而不会来帮助我们了。我们很急切地从难加帕尔巴特峰的迪阿米尔侧（Diamir side）下撤。我已经接近于疯狂，在此时我摔倒了，并觉得我的体力严重衰退。开始用一种旁观者的态度，看待自己向山下滚动。在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后，我努力让自己恢复意识。我必须让我的弟弟安全下山。
       迪阿米尔侧（Diamir side）没有茹帕面（Rupal Face）显得那样陡峭。从山上看，这是可行的线路，也是我们所处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法，虽然是非常微小和短暂的机会。我没有办法忍受什么都不做去等待死亡。我们至少可以做一次最终的，
不惜一切的下撤尝试。我们直到深夜还在挣扎。我一直在等桂恩斯尔，协助他穿过冰塔，并从马莫瑞山脊（the Mummery Rib）下撤。
       经过三天高度紧张的下山过程，我们已经到达了冰川下部。我走在前面侦查线路，而桂恩斯尔并没有跟上我。当我返回是，我发现巨大的雪崩已经覆盖了我经过的道路，我马上意识到桂恩斯尔一定是被埋在下面了，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我实在不能接受他遇难了。他曾和我一起经历过千百条艰难的线路，简直不能想象我们永远不能再在一起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让我有种感觉我们之间有着坚不可摧的联系。他怎么能留下我独自去面对这些高处的山谷，这些岩石和碎冰呢？
       一整天外加一夜，我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充斥着冰冻的碎石的世界，我极其干渴，手脚全部冻伤，第一次完全接近于疯狂。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几乎不能行走，但即使这样还是蹒跚前行，尽管是以异常缓慢的速度。直到遇到一些伐木工人为我指明通向山谷的道路，我才从死神就在不远处的不安中惊醒。
       许多年后，这些经历和我弟弟的遇难才从我的记忆中淡去，并接受他的死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首先必须学会接受不幸而继续生活。1970年秋天，我在因斯布鲁克的大学附属诊所接受了六个脚趾和几个指尖的截肢。当时，我不相信我会再次回到山峰当中去，或者我愿意再次回去。我父母，兄弟和妹妹的忧伤让我意识到登山者竟可以带给爱他的人们莫大的伤害。我妈妈求我不要再去尝试任何一座八千米山峰。
       直至1970年，我所做的只是登山-野心也并不大，相应地从事一些技术救援的工作，同时也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挑战极限。我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经过研究了阿尔卑斯历史后，我总结出自己哲学理论。我弟弟的遇难给我的震惊让我清醒地认识登山是何等的接近死亡，它又是多么危险。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登山者不理解死亡是严肃攀登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他就是个傻瓜。这也是我学到的，但显然无助于扭转难加帕尔巴特峰上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