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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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了解现代中国阿尔卑斯式攀登

作者：严冬冬

编者按：该文章原文为英文，刊载于美国阿尔卑斯日志(AAJ），文中一切言论仅代表作者严冬冬的个人观点


       当“中国”和“登山“两次词用在一起，你或许会想到五十或六十年前在大型山峰上，数量众多的队伍成员包围预定线路的攀登方式，包括大型的队伍，大量时间，金钱和装备，及“不论如何为了国家荣誉一定要到达顶峰”的民族精神。

       即使到现在，这也是非常准确的描述，例如，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珠穆朗玛峰传递中国攀登队带领奥运火炬到达山峰顶部的活动。不论如何，现在的攀登已经不仅限于这样的形式，而且随着商业登山在过去十年中逐渐兴起，并成长为一个巨大的产业，登山形式已经不同以往。

       让我先来定义一下这篇文章中提及的“自由登山”这个词语。这囊括了既非政府官员和下属机构官员也非向导或客户参与的攀登，而仅是登山者自己来到山峰进行攀爬，因为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而且如同一个团队，他或她个人承担所有相应的责任。我曾考虑使用“阿尔卑斯式登山”这个词语，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谈论谈论攀登反式，是关于登山精神。一个自由登山者是一位不为国家荣誉或其他高远的目标而奋斗，也不为利益；而是在面对登山的压力和危险时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准备好面对一切后果的人（除去那些定义中的商业客户）。我觉得这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登山界是不需要进行解释的。

       我表述这些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官方登山者”是受雇于中国登山协会(CMA，一个政府机构)和地区登山协会的，而且行业中还有许多商业登山向导和客户，不过在中国仅有极少数攀登者－或许不超过一百人中仅有几位尝试过山峰的首次攀爬。我相信自由登山者和其他类型的攀登者间的区别要远大于那些选择阿尔卑斯攀登的自由登山者和参加大型队伍沿固定绳索的攀登者间的区别。

自由登山的起源

       1989年，首个中国学生登山俱乐部在北京大学成立。当时新奇的户外运动在发展完备的风景秀丽地区开始盛行，而此前仅有士兵，测绘人员和游牧民族生活在帐篷里。那时没有训练课程，没有翻译好的教科书，没有装备商店，而且互联网也仅是遥不可及的概念。学生登山者从有同情心的中国登山协会官员那里学习最基本的攀登技术（大多数前俄罗斯式）。当时还没有登山特制的尼龙绳索，他们把军队用的铺盖结成绳，在附近的山峰的岩壁上攀登时绑在腰部进行保护。

       所有这些在今天听起来显得相当简陋，但是这却标志着中国现代自由攀登的开始。1990年8月，北京大学的学生登山者登顶了玉珠峰（海拔6178米，位于青海省昆仑山脉），这或是第一次，一支中国登山队攀爬高海拔山峰仅是因为登山者自己愿意这样做。他们分三队沿简单的南坡登顶山峰。中国登山协会教练熊继平带领队伍到达山峰顶端。

       此后，北京大学学生登山队在每年暑假都会攀登一座山峰，大多数时候都不需要外界的辅助，而相应的社团在北京其他的大学和大专院校迅速成立，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的登山队，（2002年，我在清华大学就读的第一年就开始随社团进行攀登。）许多学生队员在毕业后就不再参与登山活动，而仍有一些还在继续。

       1994年，一支十人的登山队伍，包括部分以前学生社团的登山队员，尝试攀登青海境内，海拔6268米的的阿尼玛卿II峰。队伍的领队汪晓征在登顶后遭遇雪崩而严重受伤，在野外暴露两日后遇难。与他结组的登山者王俊标则独自沿大本营方向返回寻求帮助，但就此失踪，而孙平在山峰上停留八日后最终回到大本营。这是中国自由攀登历史上首次山难事故，并导致攀登人员遇难死亡。参与登山的孙平随后写下了一篇名为“阿尼玛卿八昼夜”的文章，这也成为中国版的“触及巅峰”。

       中国官方对于像阿尼玛卿峰上的死亡事故这样的案例，通常的反应就是禁止自由攀登，但是幸运的是，由于没有政府机关直接为相关事故负责，所以也没有官员受到足够的压力来禁止这样的攀爬活动。但是数家报纸和杂志报道了事故，让“登山”这个词，并非背后的实际意义，在中国有更多人知晓。

       学生社团也得以继续存在，还经常参与独立攀登，而且其他人也开始学习并参与登山。中国自由登山小圈子保持着缓慢但是稳定的增长。

官方商业登山

       登山群体的不断增长催生了高海拔山峰上的第一次商业探险，但是起初，像这样的探险活动参加人数极少且管理非常松散。（有些人说上面提及的阿尼玛卿峰探险包含了商业元素，但是在登山过程中遇难的领队汪晓征却部分是为了商业利益。）199年，中国登山协会首次组织去玉珠峰商业探险。攀登过程非常成功，而次年春季，同一批商业客户随同是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第二次商业探险去攀爬位于珠穆朗玛峰北侧的，海拔7543米的章子峰。

       就在章子峰商业探险结束后，青海登山协会（QMA）举办了首次玉珠峰登山节，有数支商业探险队参与其中。因为突然发生的风暴，两支商业队由于严重的失误，其中五名队伍接连在两天之内遇难。这两支探险队伍的领队也受尽指责；青海登山协会却没受到任何非议。参与章子峰攀登的中国登山协会官员和向导被委派进行尸体搜寻，而且一些客户也去玉珠峰协助搜救。而其中一名客户刘福勇（大刘）还写了一篇2000年玉珠峰山难搜索救援亲历记“哭泣的玉珠”。

       几个月后，2000年的10月，中国登山协会自行组织了玉珠峰登山节，50为商业客户随六支队伍登顶山峰，并安全下撤。盛大的登山节也随即成为省级登山协会组织商业登山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而西藏自治区的首次登山大会于2001年在姜桑拉姆峰举行，新疆自治区的首次则是2002年的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

       这样的登山节看似与自由登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官方”商业登山活动的持续增长，更多的人开始接触登山，而且参加相关的在线讨论（包括那些一知半解的登山者），让这个行业的景象变得虚假繁荣且更为混乱。另外，这些成功的商业探险促使中国登山协会提供一些现代登山技术的训练课程，这也是对中国自由登山圈非常直接，也相当积极的支持。而不利的方面是，商业登山的发展也导致了更为严格的规范制定，这不仅考虑到商业探险，显然也把自由登山包括在内，而且这也成为中国自由登山发展的最大阻碍之一。

西藏登山向导学校

       随着商业探险的兴起，对有资格和有能力的登山向导的需求迫在眉睫。西藏登山向导学校于1999年成立，很快得到了中国登山协会，中国西藏登山协会和奥索卡户外装备（当时中国顶尖的户外品牌）的支持。学校与法国沙木尼境内培训向导和滑雪教练的国家登山滑雪学校（ENSA）保持长期合作。

       西藏登山向导学校仅招收藏族学员，而且借助中国登山协会和法国国家登山滑雪学校的帮助，这些好学的藏族学生很快成为了喜马拉雅山区的优秀向导。每一个班级内成绩最好的学员（学校每两至三年招收一批学员）和中国登山协会选派的一些登山者每年会有机会到法国沙木尼的国家登山滑雪学校学习几周的时间。当西藏登山向导学校第一批学生毕业时，一间名为喜马拉雅探险的公司也相应成立为这些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

       第一次，中国拥有了持有资质的现代商业登山向导，他们除去可以胜任喜马拉雅探险公司的工作，也可以被派遣到任何地方去进行攀登，而且每隔几年他们的数量就会增加。这也刺激了官方商业登山，但是却间接导致学生社团作为自由登山机构的没落。

中国登山协会训练课程.

       在进行了数次成功的商业探险活动和攀岩及攀冰训练课程后，中国登山协会开始为疾速增加的登山爱好者周密地设计了高级训练课程。2003年10月，中国登山协会首期向导课程在位于四川境内的一座随后被称为想到峰（海拔5800米）的山峰上开课。但是课程并不似期望的那样成功，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学员的技术和经验足够让自己可以开始训练成为职业向导。此后，中国登山协会把课程的名称改为中国登山协会登山技术课程，并且每年或是隔年开课。

       由马欣祥（中国登山协会训练部的负责人）和孙斌（曾是北京大学登山队的队员，随后中国登山协会派他去法国沙木尼进行向导培训）负责的培训，是中国国内首个明确提倡“轻装和快速”攀登风格的训练课程。学生们非常急切地想在真正的岩壁，冰面和山峰线路长实践课程中所承袭到的新的攀爬精神。

       2007年，中国登山协会和奥索卡户外装备公司共同启动了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登山向导培训计划，这是一个为各地登山协会推荐的登山者量身订造的课程。由位于法国沙木尼的国家登山滑雪学校教练Olivier Balma和中国登山者康华教授。首批八名学员于2009年毕业，而新一期的课程已经开始。

阻碍自由登山的规则

       2002年，北京大学学生队伍在希夏邦马峰西峰（海拔7292米，位于中国西藏境内）上遇到雪崩。所有五名登山者全部遇难。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于1997年颁布了国内登山管理条例，但是内容既不全面也没有严格执行。在希夏邦马山难后，国家体育总局又敦促中国登山协会制定新的管理条例，并更为严格地执行。

       最为显著的结果就是每支学生登山队需要雇用至少三名有资格的职业向导，而且向导有绝对的全力管理攀登活动。而在向导学校建立之前，这样的要求是相当困难且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不过，2003年，西藏登山向导学校的首批学员毕业了。这项规定也终结了中国学生社团最为自由攀登机构的目标。

       另外，省级登山协会也被敦促逐字逐句地遵守1997年颁布的规范。而管理条例中要求所有的登山探险队必须“由一间实体企业组织，”换句话说，就是由注册公所或是中介申请。自由登山者不能注册，除非可以找到一间愿意为其进行担保的公司。

       2004年，新版的国内登山管理条例公布，又进一步要求所有的登山探险队成员“至少完成一项中国登山协会或是地方登山协会之一组织的攀登技能训练课程，”而且所有的探险队“中每四人至少雇用一名有资格的职业向导。”自由登山者不能注册进行攀登探险，除非他们可以（1）找到一个公司为他们担保，（2）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进行训练，而且（3）为一位或更多的向导支付费用。即使登山者完全有能力，而且愿意为自己的安全负担全部责任，也必须符合这些条件。

       而且，尽管西藏登山向导学校毕业生的数量可以满足夏季学生社团和假期攀登的需求，但是显然不能达到全中国境内自由登山探险队的要求。而且由于中国登山协会2003年向导课程的失败，他们除去随后的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成员外，没有再为任何人颁发向导资格证。

       在四川省，尤其是2005年后，登山管理条例的执行情况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格，所以一些自由登山队伍得以进行注册，并实现攀登。在云南省，山峰极多，但是登山协会运作不利，登山管理条例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在新疆自治区和青海省，尤其是西藏自治区，自由攀登探险队的注册或绝对不可能，或难以置信的昂贵，价钱在数十万元人民币（2010年5月一千元人民币约等同于一百四十六美元）。

非官方商业登山

       2003年春季，马一桦和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并与学校的登山社团有所接触的美国登山者曾山在四川成立了刃脊阿尔卑斯探险公司（AAIC）。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同类公司，显然也是最知名的。马一桦，曾山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不仅带领商业探险队伍登山，而且还尽可能地在未登山峰和可能的新线路区域进行探险。

       但是，在同伴，中国最为知名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者之一，刘喜男在2007年攀爬结绳下撤过程中遇难后，因为刘的家属索要巨额赔偿金，马一桦没有能力支付，于是离开了中国。而公司也最终于2009年11月停止营业。

       尽管刃脊是商业公司，却非常推崇自由登山精神。其他一些有相同作为的非官方登山公司还把括蜀山（意为“四川的山峰”）和终极探险公司，但是该公司在其创立者和管理者李红学2009年6月在婆缪峰遇难后也停止了营业。但是，大多数公司（尤其是那些四川省外的）只是追求获取经济利益，未来是否会有更多像刃脊这样的公司出现还是未知数。

       而非官方商业登山在其他一些山峰区域处于上升的态势，尤其是在四川境内的邛崃山系。因为中国登山协会和各地的登山协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外国探险队提供他们自己的高山向导，联络官，和其他技术性服务。而与尼泊尔夏尔巴不同的是，居住在当地的牦牛工和骆驼工却从未从这些外国人身上学到任何的现代登山技术。而且所这一些当地人也成为兼职向导，把游客沿难度极低的线路护送上山。一些当地向导的攀登技术相当娴熟，而另外一些则仅知道如何使用绳索。而四川登山协会（SMA）也有一些培训课程，并为完成培训的向导颁发证书，但是仅供省内使用。一些当地向导也谈论着要成立自己的公司，这样他们的探险队伍就可以购买保险以应对事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开始，但是他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非法登山

       对于中国自由登山者，不加入有向导参加或是官方组织的探险队而攀登很多山峰的唯一办法就是偷登－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去“偷猎”他们的山峰。2002年后，许多知名的中国自由登山活动，包括采用阿尔卑斯方式首登雪宝顶峰西侧（海拔5588米，位于四川境内，2004年），独立首攀尖山子峰（海拔5472米，位于四川境内，2005年）和最近进行的首攀扎拉雀尼峰（云南白马雪峰的主峰，海拔5476米）全部为非法攀登。

       一些省级的登山协会，尤其是四川省，几乎无视这样的行为，而另外一些，最突出的就是西藏，竭尽所能来阻止这些头等这，并尽可能地找出他们的所在位置。非法攀登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不会得到赔偿。2005至06冬季，一支三人组成的队伍和一支两人探险队在四川境内田海子峰（海拔6070米）附近失踪。没有一支队伍事前进行了注册。我不确定谁支付了搜寻费用，但是显然与保险公司无关。现在，在自由登山者和非官方商业向导中，偷登山峰是非常普遍的选择。除非规范得到修改，或是自由登山（和非官方商业登山，在这间事情中）彻底消失，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阿尔卑斯方式

       伴随着阿尔卑斯时攀登的发展，曹峻，陈俊池，徐小明和杨春峰2000年登顶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如果不是最早，也是中国登山者在高技术难度线路上采用阿尔卑斯方式最早成功完成的攀爬。其他中国自由登山者的早期的努力包括2000年尝试攀登雪宝顶峰，2001年探险队伍试图攀爬玉龙雪峰（位于云南丽江，海拔5596米）。在此之前，一些小型队伍和单人攀登队也曾尝试过一些没有任何技术挑战的5000米及6000米级别山峰。

       自那时起，阿尔卑斯式攀登渐渐变得非常普遍，不过许多登山活动都很难获得确切的记录，因为登山者基本都是偷登山峰，而且并不愿意公开谈论相关细节。到2004年，当雪宝顶峰西侧线路最终被攀爬，“阿尔卑斯方式攀登”这个概念也被广泛接受，不过或许并没有被广泛了解。（网络上技术不精却喜欢炫耀的登山者总是多于真正的攀登者。）绝大多数这样的攀登发生在四川和云南，而在青海境内部分地区的攀登也被青海登山协会所忽视。

       中国或许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5000米以下未登山峰，而且在这些山峰上面存在很多可能的新线路。自然，很多阿尔卑斯攀登的目标即是登顶未登山峰或是开辟新线路，但是这些尝试的成功率却相当低。在过去五年中，中国队伍采用阿尔卑斯方式完成的新线路总共不超过三十条（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人记录这些）。

未来

       2010年1月，在国家登山／救援会议上，中国登山协会非常坚决地表示如果国内登山规范会有所变化，那么只会向更严格的方面改进。在中国西藏，西藏登山向导学校／喜马拉雅登山队垄断了所有的商业登山探险，而自由登山则被认为是既棘手又无经济利益可言的活动，所以他们更愿意去阻止相应的自由登山探险，而且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非常偏远，能够到达那里的自由登山者极为有限。在新疆和青海，省级的登山协会也并不欢迎自由登山者，不过在该区域进行偷登相对容易而且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做了。在云南，最大的阻碍并非来自当地的登山协会；而是本地政府机关和旅游局既不支持也不希望自由登山者来到这里，而他们更愿意支付巨额的费用来举办商业节。

       情况最好的就是四川省，如果可以提供公司的营业执照和登山运动协会颁发的向导资格证的影印副本（探险公司并非必须参与探险的组织工作，而且向导本人也并不一定加入探险队伍；这是心照不宣的规则），任何中国境内的登山队可以用少于200人民币的费用（2010年5月约29美元）进行注册来攀登海拔7000米以下的山峰，不论是已登峰还是未登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中，绝大多数中国自由登山探险－而且可以确定的每一次严格按照手续注册的自由探险活动－都是在四川境内。

       在接下来的十年或二十年，中国自由登山者的人数或许会急剧增加，这也迫使中国登山协会和其他政府官员意识到我们的存在而且倾听我们的声音。但是在中国，事情通常会用非常艰难的方式解决。或许直到登山者偷登西藏境内每一座未登山峰后，让当地登山协会没有任何首登权剩下向外国探险队收巨额攀登费用时，西藏才会正式向自由攀登者开放。自由攀登者不仅非常高兴能在四川合法攀登，同时也在其他地区进行偷登－并且相当小心不被抓到。

关于作者：

生于1984年的严冬冬现在居住在北京，并是一位自由栏目翻译者。2008年5月，他作为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中国登山队成员登顶珠穆朗玛峰。从那时起，严冬冬开始专注于自由登山，并于2009年在四姑娘山（海拔6259米）上开辟了心线路，并在2010年早些时候首登位于四川境内的五色峰（海拔5430米）。这两次攀登均在美国阿尔卑斯日志中的攀登和探险板块中有所报道。

说明：

中国或许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5000米及海拔更高的未登山峰。但是中国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者需要解决政府，商业赞助和监管之外的严重问题和困难。这里，西藏自治区念青唐古拉山脉东端，占波措和马热艾波冰川上端的海拔6000米的未登山峰。
－中村保

1990年，北京大学的学生攀登了位于昆仑山脉的玉珠峰（海拔6178米），“或是第一次，一支中国登山队攀爬高海拔山峰仅是因为登山者自己愿意这样做。”
－罗彪

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在广西阳朔月亮山开课。
－罗彪

2004年雪宝顶峰西侧首登是中国阿尔卑斯式攀登的里程碑－当然也是偷登行为的里程碑。
－周鹏

2000年，曹峻，陈俊池，徐小明和杨春峰登顶雪宝顶峰（海拔5445米，位于新疆自治区）或是中国登山者在技术线路上首次采用阿尔卑斯方式进行攀登。
－罗彪

2009年严冬冬和周鹏在四姑娘山南侧坑洼不平的岩壁上开辟了一条新线路，自由精神。周鹏时中国登山协会的工作人员，不过二人分别以个人登山者的名义注册此次攀登，并采用阿尔卑斯方式，尝试攀登两次后完成了这条难度极大的线路攀爬。
－严冬冬

2009年2月，严冬冬（图中左）和周鹏在尝试攀登四川境内的四姑娘山时的暂时宿营地。
－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