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队历史(六)参加国家登山队再登珠穆朗玛峰

hima8848

    196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在接见中国希夏邦玛峰登山队时曾指示：“要在三年内北上南下珠穆朗玛峰”。经国家体委党委研究决定，1967年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1965年4月6日，中共西藏工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成立“攀登珠穆朗玛峰指挥部”，由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兼)陈明义担任指挥长。
    5月份，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首先派出侦察组对珠穆朗玛峰东山脊、东北山脊、西山脊进行侦察。许竞为组长，成员有王凤祥、邬宗岳、王洪宝、赵文伯、成天亮、候生福、尼玛扎西、嘎索、罗布次仁等。
    侦察组由定日出发，骑马3天到达绒布寺。然后继续前进，在英国人登山时使用过的营地旁建立了大本营，海拔高度5200米。随后，分两组进行侦察活动。一组经过东绒布冰川到达勒布山口，对东山脊和东北山脊、北坳进行了侦察。另一组经中绒布冰川到达罗拉山口，对西山脊和北坳西侧进行了侦察。侦察组在此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侦察活动。
    6月初，侦察组结束了侦察任务，顺利返回拉萨。然后，开始在西藏部队、厂矿、机关、农牧区选拔运动员。
    陆续人选的新队员有250多名，全部集中在林芝县八一新村西藏登山营驻地集训。与此同时，又派出了西藏登山营副营长赵崇禧和赵文伯前往日喀则地区定日县执行修路任务。他们的任务是，负责组织人员，修通定日至大本营的公路。
    1965年9月，四个分队在队长许竞、政委张震的率领下进入珠穆朗玛山区，住在绒布寺庙。新队员全部在对面的冰川湖边进行了两次冰雪作业训练。同时，许竞、张俊岩带领侦察组再次对东山脊实行侦察。他们从勒布山口出发，沿东山脊向上攀登，坡度在70°左右，而  且积雪在130厘米以上，雪非常松软，攀登起来很困难，爬了三天才到达7500米的东山脊线上。再往上是呈狼牙状的刃脊，因为没有专门攀登岩石的用具，无法继续攀登，被迫撤了下来。、大队人马在绒布寺过完国庆节后，就返回到了林芝县八一新村驻地。
    当年冬天，又组建了第五、第六分队，全队人员达到300多人。队长是许竞，副队长是张俊岩、张宗杰、赵崇禧、陈荣昌和贡布。第一政委是明宝金，第二政委是张震，副政委是王富洲。
    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由于人员太多，登山营住房远远不足，大多数队员就住在帐篷里。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抱怨，训练热情依然十分高涨。现在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
    1966年4月，作为主力队伍的一、二、三、四分队，在队长、政委的带领下，开赴珠穆朗玛峰山下进行了实地练兵，一直到6月底才结束。在此次实地练兵的活动中，有32人登上了8100米，310人次跨越北坳登达7000米以上。并把31瓶氧气存放在了8100米处。不仅
锻炼和培养了大批登山运动员，而且为以后攀登珠穆朗玛峰创造了条件。
    遗憾的是，在第三次行军到达7790米营地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袭击，致使大批’队员冻伤致残，还有一名新队员马高树因滑坠而牺牲。这也是我国登山史上冻伤、致残较为惨重的一次。
    1966年6月，副队长陈荣昌带领部分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先期来到兰州市甘肃省干校，为大队人马即将在这里的冬训做准备。
    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登山队200多名运动员，在兰州市甘肃省干校集中，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冬训。
    1967年3月，正当大队人马准备进藏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被打倒，“北上南下”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计划被造反派批判为“黑计划”，此次登山计划被迫撤消。
    “北上南下”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计划撤消后，大队人马各奔东西：为“北上南下”招收的100多名新队员集体入伍当了兵；国家体委登山队的许竞、王富洲、王振华、陈荣昌、张祥、邬宗岳、王洪宝、李泉共8人全部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新疆登山营的闫栋梁等  9人返回新疆参加“文化大革命”；西藏登山营的罗则、多吉、罗桑德庆、拉巴、却加、大米玛、小米玛、罗布次仁、巴桑加布、云登10人返回西藏参加“文化大革命”；西藏登山营的刘连满、张俊岩、成天亮、曹延明、胡明虎、侯生福、马保仓、高谋兴、罗朗、邓嘉善、潘多、赵文伯12人随国家体委登山队到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次宏伟的“北上南下”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1967年5月，赴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西藏登山营12人全部回到了西藏，与在藏的登山营员工，一起参加了西藏体委系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8年4—5月，中科院50多人来藏，在珠穆朗玛一带进行地质、地貌、冰川、水文、大地测量、测绘等多学科考察。以成天亮为组长的教练组共5人，配合中科院进山考察。
    “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的登山运动和其它体育运动项目一样，陷入了停顿状态，西藏登山营的运动员也减少了许多，但老教练和老运动员还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营部领导及其员工，共剩下39人。具体名单如下：
    营长：张俊岩。
    副营长：赵崇喜。
    教练员：刘连满、王家奎、邓嘉善。
    运动员：成天亮、曹延明、胡明虎、侯生福、马保仓、高谋兴、罗朗、潘多、多吉、索南多吉、云登、却加、大米玛、小米玛、边巴、洛桑德庆、尼玛扎西、嘎索、益西、大石觉、大次仁、旦真。
    管理员：赵文伯
会计：陈天钰。
   炊事员：根登、大东、庄志成。
   生产班：7人。
1969年10月至1972年初，根据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西藏自治区体委系统的全体职工全部集中到了西藏登山营地——林芝县八一新村。在此参加了两年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期间，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参加“斗、批、改”，一边参加生产劳动。
1972年4月，西藏自治区体委恢复，“西藏登山营”改为“西藏登山队”，由原来的县级改编为区级，编制在西藏自治区体育工作大队。
1973年7月，国家体委登山处在北京举办了由西藏登山队和武汉地质学院教师和学生参加的集训班。并在北京市的香山举办了攀岩表演。教练由已分配到各地工作的原国家登山队老教练员担任。集训的目的是促成国家登山队的恢复。
当年10月，国家体委决定重建国家登山队。这年冬季，西藏登山队全体人员、武汉地质学院选留的部分师生、原国家登山队的部分教练员，在北京劳山集中训练。准备1975年再登珠穆朗玛峰。
国家体委决定重建国家登山队，并于1975年再登珠穆朗玛峰，显然与当时的国际登山形势有关。1963年以后，美国、印度、日本、英国、瑞士等国家的21名运动员相继从南坡登上了珠穆朗峰顶。进人70年代以后，国际登山活动非常活跃，珠穆朗玛更是各国登山运动员向往的目标。一家西方报纸说：“珠穆朗玛峰已经陷入了世界各国登山运动员的重重包围之中”。尼泊尔政府宣布：  “从1974年到198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已经发完了，谁要再攀登，只有等到1980年以后再说。”
1974年底，中国男女混合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张俊岩、陈荣昌、米玛扎西、潘多；政委王富洲，副政委邓嘉善、邬宗岳、嘎久群培。
1975年1月20日至2月13日，中国登山队299人(登山队员125人，其中女队员38人；测绘队74人；科考队30人；工作人员70人)分3批离京进藏。2月中旬以后陆续抵达西藏拉萨。
3月1日至13日，大队人马陆续离开拉萨，抵达珠穆朗玛峰脚下，并在绒布寺建起了登山大本营。西藏自治区还派了80名解放军官兵和55名民工随队进山，负责安全警卫和低山物资运输。队伍总人数达到434人，有汉、藏、回、蒙古、朝鲜、满、土、鄂温克等8个民族。
3月18日至3月24日，中国男女混合珠穆朗玛峰登山队进行了第一次行军，历时7天。参加人数133人，其中女队员34人。
由副队长许竞、副政委邓嘉善带领的侦察修路组，提前出发，首先打通了北山坳天险。侦察修路组发现，北坳的地形较1960年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坡更陡了；裂缝更多了；增加了新的冰崩痕迹；6800米一带堆积着刚刚落下来的巨大冰块；上下垂直的、可以通行的“冰胡同”已经不见了。
根据以上情况，选择过去走过的安全地带已经不可能了。侦察修路组奋战了一天多，在上行的路线上，钉了35把冰镐架设了25条绳索，插了10面路标，架设了5节金属梯，刨了数百级台阶，使北坳天险变成了通途。为第一次行军及其以后的行军和突击主峰，创造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
随后，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将部分物资运送到6030米和6500米的2、3号营地，电话线也拉到了6500米处的3号营地。
第一次行军，全队107名队员经过6天行军，都登上了6500米以上高度。其中：登上6500米的队员有56名(男36名，女20名)；登上6900米的队员有16名男队员；登上7028米北坳顶部的队员有35人(男30人，女。5人)，并在北坳顶部建起了4号高山营地，还将部分物资运输到了这里，队员们也取得了这一高度的适应能力。
第二次行军，队伍还是分为一、二梯队，分别到达了7028米和6500米处。由于持续四五天的暴风雪，队伍只好返回大本营等待时机。
4月17日，第三次行军开始。为了争取时间，队伍加速前进。当进军到8100米高度时，天气又突然变坏，部分队员被冻伤，队伍再次撤回大本营休整。
4月24日，开始了第二次突击顶峰的行动(即第四次行军)。突击队由59人组成，仍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副政委邬宗岳和副队长尼玛扎西带领。第二梯队由副队长张俊岩和党委委员成天亮带领。这次行军中，共向顶峰发起了两次突击。
第一梯队由17名男队员和3名女队员组成。第二梯队由11名男队员和2名女队员组成。
5月2日下午，突击队仓促离开6000米的2号营地。第一梯队天黑前登上了北坳的4号营地。第二梯队则在6500米营地宿营。
5月3日，第一梯队冲过大风口，到达7790米的5号营地。第二梯队登上7028米的4号营地宿营。这天傍晚，发生了氧气磨擦自燃现象，巨大的响声和火焰烧伤了成天亮的双手。所幸的是，没有发生爆炸。
5月4日，第一梯队登上8200米的6号高山营地。女队员桂桑在这里举行了火线入党宣誓仪式。第二梯队到达7790米的5号高山营地。
5月5日，第一梯队向8600米的7号高山营地进发。下午3点，队伍行军到8400米左右，高空风断断续续地开始了。当队伍行军到8500米的东山脊上时，风越刮越大，队伍前进速度越来越慢。尼玛扎西副队长走在最前面，带领队员在天黑前到达了8600米的7号营地。
走在队伍后边负责收容工作和拍摄电影的副政委邬宗岳因负重大，体力消耗过多而落伍了。为了不中断上下联系，他让两名跟随他的队员将报话机送给8600米营地，只留他一人在8500米处休息，准备恢复体力后尽快赶上队伍。
意外事故发生了，由于邬宗岳的体力基本耗尽，加之风力太大，没有站稳，一直滑坠了400米，不幸牺牲。后来，他的遗体在8100米处被发现。
第二梯队这天到达8200米营地。他们在营地看到了第一梯队艰难的行军情景。
当天夜里，由于邬宗岳副政委未到达8600米营地，第一梯队派队员冒着大风返回8500米处寻找，但什么也没有发现。队长史占春命令第二梯队的成天亮带领两名队员，第二天必须登上8500米的山脊上去寻找邬宗岳。
第二天，高空风依然很大，两个梯队原地待机。队长成天亮带领队员阿布钦和曲尼去寻找邬宗岳。到达8300米时，曲尼因体力不支返回了营地。成天亮和阿布钦到达8500米处时，发现了邬宗岳的背包、冰镐和打开的氧气瓶。同时，在放背包的石坡上，发现了登山专用的“冰爪”在下滑时摩擦过的痕迹。
5月6日，高空风有增无减。尼玛扎西和突击队员们仍然准备继续向顶峰冲击。但刚一出帐篷，女队员桂桑就昏倒了。食品和电池用完了，与大本营的联系也中断了。
5月7日下午，第一梯队下撤到8200米营地与第二梯队会合。此次突击顶峰就这样失利了。
5月8日上午，极度疲劳的队员正在睡觉，大本营命令组成以成天亮为队长的突击队，实施第二次冲击顶峰活动。
下午1点钟，由成天亮、索南洛布、桑珠、王洪宝、罗则、洛桑坚赞、仁青平措、拉旺和女队员昌措组成的9人突击队出发了。当到达8300米时，昌措的嗓子发炎，呼吸非常困难。成天亮队长命令队员拉旺护送昌措下撤到8200米营地。其他人员攀登到8500米的时候，仁青平措的双手严重冻伤，肿得很大，手套也戴不进去，不时出现昏迷状态，走路时就睡着了，而且几次跌倒。到后来，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队长成天亮命令队员罗则护送仁青平措下山。最后只剩下5名男队员，继续攀登到达了8600米营地。
5月9日，天气非常好，风力也很小。队员洛桑坚赞因血压高而留在了营地。成天亮、索南洛布、王洪宝和桑珠4人于上午9点离开营地向上攀登。接近“第一台阶”的时候，为了节省体力，4人商量决定绕到台阶后边登上“第一台阶”。于是，4人沿着一条黄色的碎石带平行向前走。
下午3点左右，他们发现越往前走，离“第二台阶”越远，而且根本无法接近“第二台阶”。打开报话机与大本营联系，才知道他们走到“若尔顿峡谷”去了。他们还几次试图攀登岩石峭壁，想接近“第二台阶”，但都失败了。这时，成天亮体力消耗太大，突然晕倒，王洪宝也累得无力前进了。大本营考虑到他们的困难处境和安全，便命令他们下撤。并让他们在下山途中再仔细观察一下登上“第一台阶”的具体路线。
第四次行军中的第二次突击再度失利。这次行军致使30多人冻伤，队伍减员很大，高山食品和氧气基本用完，给以后再次突击顶峰造成了一定困难。
队伍在进行最后一次突击顶峰之前，必须先将各高山营地所需物资补充完毕。特别是需要将氧气和高山食品运输到7790米和8200米两个营地。为此，洛桑德庆19次上下北坳，带领队员向上运送物资；女队员次旦卓玛不顾个人安危，解开了“结组绳”，抢救了遇险的两名男队员(强巴和阿旺晋美)；老教练彭淑力运送物资到8200米，由于失火烧毁了帐篷和鸭绒衣裤，穿着单衣上了山；新队员洛桑在到达7790米处时，吐了血，还坚持向上运输。特别感人的是，他坚持不吸氧，把氧气运到了8200米营地。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在好天气到来之  前将突击活动所需的物资按计划运到了各个高山营地。
新的突击队成立了，索南洛布任突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共有18名新老队员参加。
突击队分两批，于5月17日、18日离开大本营，20日和21日分别到达了7790米的5号高山营地。
5月20日至24日，暴风雪持续了4个昼夜，突击队员们在7790米的5号高山营地顽强地坚守了四个日日夜夜。
5月24日下午1点，风力稍减。突击队强行军到达了8300米营地(这次他们将营地向上移高了100米)。
5月25日，索南洛布带领第一‘结组”到达8680米的“第二台阶”下边。放下背包后，索南洛布就和贡嘎巴桑两人轻装前进到第二台阶观察地形，确定如何架设金属硬梯。
5月26日，8000米以上刮起了10级左右大风，在8680米和8300米宿营的队员无法钻出帐篷。直到下午两点，大本营才同意处在8300米的队员们强行军上升到8680米的突击营地。
下午3点，索南洛布所在的第—“结组”开始架设金属梯。随后，他们登上“第二台阶”顶部，观察了到达顶峰的路线后开始下撤。当晚，与随后上来的队员们在8680米的突击营会师了。
5月27日早上8点，第一“结组”(索南洛布、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的队员与第二“结组”(潘多、侯生福、罗则、桑珠和阿布钦)的队员离开营地，开始了对顶峰的最后冲刺。全队仅用了半个小时便全部登上了“第二台阶”。中途，队员贡嘎巴桑虽然两次晕倒，但他在队友的帮助下坚持攀登。
5月27日下午两点半，9名男女队员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顶峰。他(她)们是：潘多(女)、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贡嘎巴桑、桑珠、次仁多吉、阿布钦、大平措。其中侯生福1人为汉族队员，其余8人均为藏族队员。
在珠穆朗玛顶峰上，大家首先把红色测量觇标竖了起来；桑珠、罗则、索南罗布3人展开五星红旗，大家在顶峰合影；队员侯生福冒着手指被冻伤的危险，用电影摄影机把队员们在顶峰上的一切活动都拍摄了下来；潘多躺在顶峰的雪坑里，成功地做了心电图遥测；索南洛布还在顶峰上采集了两瓶冰雪样品装在了背包里。做完了这一切后，队员们开始下山。
5月31日，突击队员们全部安全回到了大本营。
在这次珠穆朗玛峰攀登活动中，登上8600米的队员有：桂桑(女，藏族)。扎桑(女，藏族)、昌措(女，藏族)、尼玛扎西(藏族)。王洪宝、成天亮、仁青平措(藏族)、洛桑坚赞(藏族)。边巴次仁(藏族)、次旺多吉(藏族)、旦真多吉(藏族)。米玛战斗(藏族)、小次仁(藏族)、巴桑次仁(藏族)。拉旺(藏族)、夏伯瑜、邸贵元。共17人。
登上8500米的队员有邬宗岳、江才(藏族)2人。
登上8300米的队员有曲尼(藏族)1人。
登达上8200米的队员有：次仁巴仲(女，藏族)、加力(女，藏族)、旺姆(女，藏族)、张俊岩、嘎久群培(藏族)、尚子平、嘎玛(藏族)、嘎亚(藏族)、多布杰(藏族)、宋志义、大次仁(藏族)、罗桑(藏族)、晋美(藏族)、杨久辉、罗朗(藏族)、许科、金俊喜(朝鲜族)、刘福德、陈建军、彭淑力、刘永恩。共21人
登上8100米的队员有王振华1人。
登上7900米的女队员有：巴桑(藏族)、白珍(藏族)。
登达上7790米的女队员有：次旦卓玛(藏族)、周怀美、次仁央金(藏族)、邢玲玲、米玛卓玛(藏族)、达桑(藏族)、卓嘎(藏族)。
登上7790米的男队员就更多了，共登到这个高度的有132人次。登上7028米北坳顶部的就有309人次之多。
6月中旬，中国攀登珠穆朗玛登山队全部回到北京。至此，这次大型登山活动胜利结束。
此次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充分显示了各民族大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力量。其中，西藏军区和西藏人民在此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们将永载史册。